宋代院画是中国传统绘画史的—大高峰，虽然它那种精工写实，审物不苟，强调法度和造型的绘画风格，每每不为文人画家所喜，长期处于受攻击、遭贬斥的不利地位，然而这种筑基于文人画狭隘偏见的传统观念，并不能反映宋代院画的真正价值，也不能掩盖其曾经有过的艺术光辉。
　　宋代院画的鼎盛时期是在北宋的宣和年间，异族入侵的“靖康之变”，曾一度使宋代的院画有所中断，但赵构南渡建立政权后很快又得到了恢复。明人郁逢庆在《续书画题跋记》中尝谓：“宋高宗南渡，萃天下精艺良工，画师者亦与焉，院画之名盖始于此。自时厥后，凡应奉诏而作，总目为院画。”南宋院画承北宋院画之衣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致力的重点和形态体格也有一些不同之处，这其中有一条便是北宋院画花鸟最盛，而南宋院画则山水占先。

　　当然，这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事实上，南宋院画除源自于李唐而“系无旁出”的“水墨苍劲”的山水之外，在花鸟画和人物画方面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优秀之作，李嵩的在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三幅著名画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李嵩（1166—1243），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宫廷画家，据《画史会要》载：李嵩“少为木工，颇远绳墨，后为李从训养子，工画人物道释，得从训遗意，尤长于界画，光、宁、理三朝画院待诏。有《宋宫观潮图》，扬眉庵题之，侄永年，世其家学，咸熙祗候。”但李嵩最著名的三幅画作却并不是《宋宫观潮图》，而是《货郎图》、《骷髅幻戏图》和《西湖图》。

　　《货郎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李嵩同一题材的画作另外还有几幅)。该图描绘一位挑担摇鼓，走村串巷的小贩到来后，引起众多妇女和儿童围观的动人情景。《货郎图》的最突出特点是高度写实，在这幅纵仅25．5厘米，横仅70．4厘米的画面上，李嵩一共塑造了15个人物，另外还有两条小狗。每个人物甚至包括小狗皆形象生动，刻画入微，不论是动作还是神态都极其准确地传递出各自不同的内心世界，令人叹为观止。而更为奇绝的是货郎货担上的各种物件，如风车、小鼓、葫芦、花篮等儿童玩具，木叉、竹耙等农业生产工具，瓶、缸、茶碗、杯盘等生活用品，瓜果、糕点等食物皆一一刻画得惟妙惟肖，纤毫毕现。邓椿《画继》曾记载：“尝见一轴甚可爱玩，画一殿廊金碧晃耀，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笔墨精微有如此者。”李嵩的这幅《货郎图》较之邓椿所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见，当时的写实性绘画已经达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程度。

《骷髅幻戏图》也是一幅表现当时民俗风情的纪实性绘画。图上一大骷髅手提小骷髅耍弄，与扑过来的小儿相对应，小儿身后妇人满面惊愕，欲加拦阻。骷髅身后一妇人怀抱婴儿，满带愁苦。该图在吴其观的《书画记》、陈继儒的《妮古录》、明万历年间的《顾氏画谱》中皆有著录，但这些著录大多只是客观而简略的记载，对其含意却很少加以说明。稍有不同者是清人陈撰的《玉几山房画外录》，其文曰：“《骷髅弄婴图》(即《骷髅幻戏图》)，骷髅而衣冠者众见，粉黛而哺乳者已见，与儿弄摩候亦骷髅者，日暮途远，顿息五更墩下者，道见也。与君披图复阿谁，见一切肉眼如是观。”欲说还休，语焉不详，仍然使人不明就里。实际上李嵩所描绘的是当时民间艺人用真骷髅表演悬丝傀儡戏的生活场景，其间也许有所寓意，也许并无太多的寓意。凡事皆索隐发微，力抉其奥，不过是以文载道，托物言志的习惯性思维使然罢了。

　　在这３幅画作中最重要的是《西湖图》。与上述两幅画作不同，《西湖图》是一幅山水画。南宗政权定都杭州后，苟且偷安，醉生梦死，所谓“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因此，当时以西湖为表现题材的画作很多。李嵩的这幅《西湖图》的特殊之处在于以下两点：其—是据厉鹗《南宋院画录》卷五载，朱元璋曾在这幅《西湖图》上题跋赞赏，这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知的朱元璋对于绘画的唯一直接评论，具有不容置疑的史学意义。其二是美籍学者高居翰在《气势撼人——17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一书中认为，南宋时期有一些画家“企图摆脱在构成山水时，必得以各种笔法形式为宗的限制，而另辟蹊径，尝试使其笔下的山水更接近肉眼所见到的自然，”高居翰认为，李嵩的《西湖图》即为这种“着重经验性的视觉性呈现”的显例之一。

　　由于中国历史上文人画的观点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艺术评判的话语权，故而对李嵩这样的画家一般评价不高，如庄肃《画继补遗》便认为李嵩所作之界画人物“粗可观玩”，而余者“则无足取”。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老实说，一位画家能有３幅，甚至５幅（包括《观潮图》和李嵩款的《花篮图》)作品留存于画史，且皆具有—定的好评，想不伟大都难。